紀錄編輯部 整理
就算和平獎給了達賴和劉曉波，而不給鄧小平，那麼馬英九上任之後將六十年來台灣海峽戰爭的危險度降到幾乎是零，國際媒體有人認為諾貝爾和平獎應該是頒給馬英九，而不是給歐巴馬，「此馬非彼馬」。請問歐巴馬何許人也？歐巴馬當總統之後，繼續伊拉克、阿富汗的戰爭，還發動對利比亞的進攻侵略，戰爭販子竟然能得諾貝爾和平獎，公理何在？
在此情形下，涉及價值判斷的問題，他們還要罵中國，中國哪裡對不起別人了？中國三十年來，人民用自己血汗勞動提供發達國家廉價商品，中國帶領周邊國家共同經濟發展，從來沒有對周邊國家進行任何掠奪。中國到今天為止，沒有在全世界各地派駐一兵一卒；中國在自己的領土之外，沒有佔領別人一寸一分的土地，反而還有土地被別人佔領。因此，中國要崛起，除了解決的挨打、挨餓的問題之外，還要解決挨罵的問題，這就要建立起中國獨立自主的文化價值。
中國文化簡言之是「王道文化」，王道文化要從中國形成的原始型態開始理解。中國是由氏族聯盟，進入到宗法封建，沒有經過歐洲的奴隸社會與奴隸制度。奴隸是從戰俘來的，因為中國是血緣關係，內部雖有戰爭和俘虜，但無法形成奴隸社會。例如殷伐夏桀，桀被殺，但是夏的氏族並沒有被滅，直到春秋戰國時期還存在；武王伐商，商的氏族亦未被滅。氏族關係是血緣關係，宗法封建也是血緣關係，因此要團結血緣關係，就必須要「親親」，故《孟子》講「親親，仁也」，《中庸》講「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要如何「親親」，就必須「和為貴」。中國文化從原初形成是以血緣關係、以和平為聯繫的道德體系，形成王道文化。
以孫中山的話來講，王道文化是講仁義道德，尤其中國有「和平」這個偉大的道德，我們要將和平的道德推廣到世界各地。
孫中山反對進化論、反對弱肉強食、反對優勝劣敗、反對物競天擇，他認為宇宙有三種進化，一是物質進化時期，二是物種進化時期，三是人類進化時期。在第三個時期大家應該合作、和諧，共同幫忙、共同進步。
胡錦濤的重要講話裡面，也向全世界宣佈，中國願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堅持長久的和平，創造和平、和諧的社會。胡錦濤的說法和孫中山的說法是一致的。孫中山沒有能夠看到中華民族的復興，而胡錦濤吹響中華民族復興的號角。
孫中山在他的遺言裡，一再告誡中國的後人，將來中國強大以後，千萬不可以像帝國主義一般，去滅人的國家，我們應該要對弱小民族的苦難有所瞭解、濟弱扶傾，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繁榮、共同進步。如果中國文化能夠復興，能夠取代西方近代的弱肉強食、物競天擇的道德，我相信人類應該會更美好！
思想全盤西化是台灣最嚴重問題
黃光國：剛才主席談到「文化異化」的現象，這是很嚴重的問題，這跟曉波談的價值判斷絕對有關聯。我想先從一個故事講起，今年元月28日中央研究院在政大召開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來各領域學術發展的研討會，自然科學領域我沒參加，不敢妄加評論。在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報告，我都參加了。我從頭聽到尾，結論只有四個字：「全盤西化」。 在政治學方面，朱雲漢（編按：台大政治學系教授）與其他兩位學者林碧炤、蕭高彥的報告指出：我們的政治學研究，從理論到研究方法，都是從西方移植進來的，沒有自己的。這樣的趨勢，不能產生原創性的知識貢獻，也沒有辦法應付二十一世紀的挑戰。沒引起太多學術界的反省。
經濟學是中研院院士于宗先報告，他說經濟學者分兩派，一派是數理派，一派是實務派，前者將西方的數理模型拿來，套進台灣的統計資料，大量製造論文，在國際學刊上發表。這派學者很受歡迎，有的當院士，有的當講座教授。實務派針對台灣問題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當政府的顧問，相當辛苦，但沒有學術地位，被學術界瞧不起，認為他們只會耍嘴皮、作秀。這是台灣學術界的怪現象，我們平時講「學以致用」、「知行合一」，台灣則是「學用分離」，學術歸學術，實用又是另一回事。
教育學方面，是由師範大學教育系周愚文教授報告，他說在1980年代的「社會科學本土化」興起之後，當時的教育學界也普遍認為：教育領域最應該本土化，因為教育是百年大計，不可能將西方的教育整套搬來台灣照抄。雖有這樣的反省，說了半天，事實上也沒發展出自己的理論。
我認為：這是台灣最嚴重的問題。思想全盤西化，民族如何復興？現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面臨了很大的困境， 西方學術界提出的許多理論都發生了問題，我們的學術界卻沒有反省。美國現在的經濟危機非常嚴重，例如佔人口99%的民眾發起佔領華爾街、佔領華盛頓的群眾運動，抗議1%的資產階級。歐盟也是，老牌殖民國家像葡萄牙、西班牙，現在變成了「歐盟四豬」；西方文明、科學、民主起源地的希臘，在經濟問題上一點辦法也沒有。可是我們的教科書還是照搬西方那套，學校裡教的理論，都是以西方個人主義文化作為預設而建構出來的，沒有例外。我在台灣推動心理學本土化三十年，曾經出版《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這本書在美國心理學會引起了許多人的興趣，我已經翻譯成英文，外國書商建議把書名改成《中國心理學的基礎：儒家社會關係》，書商看好這本書的銷路，因為中國崛起。我最近又出版了另一本書，題為《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指出：西方的心理學理論都建立在個人主義的預設之上，其實非西方的文化大多不是個人主義的。認識到這一點，我們便可以建構出一系列的理論，來解決自己本土社會中的問題。
但是，今天台灣的社會科學缺乏反省，學術界全盤西化，盲目套用西方理論，難道大陸學術界沒有全盤西化嗎？其實是一樣的。剛才曉波兄說「摸著石頭過河」代表中國農民素樸的哲學，也說「黑貓白貓，會抓耗子就是好貓」，其實就是因為沒有自己的理論，可以解決社會問題，只好學習西方，套用西方理論。我經常問大陸朋友，在經濟起飛初期，可以「摸著石頭過河」，但是當你發展到GDP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如果還沒有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還盲目跟著西方走，前面就是萬丈深淵，再「摸著石頭過河」，可能就會滅頂。大陸學界也跟著全盤西化，在西方社會摔得頭破血流的今天，大陸如果盲目跟風，能夠全身而退嗎？
大陸學界也是全盤西化
今天大陸雖然有許多建設成就，但是新生的社會問題還是多得不得了，如貧富懸殊、汙染等等，不是盲目套用西方理論就可以解決的。所以，今天我們談民族復興，不能只是空談或喊口號，一定要吸收西方的長處，建構能夠解決自己社會問題的理論，針對問題，解決問題，不能只是口號治國。 大陸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會長辛旗寫過一本書《一個中國學者的世界話語》，書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他說學術界要想解決當前的問題，必須要進行「雙重救亡」、「雙重啟蒙」，意思是一方面要瞭解自己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不能忽視西方文明的優點，借重西方文明的優點，來發展自己的文化，建構自己的理論、解決自己的問題。我覺得這個提法很好、很正確。我推動本土心理學，在台大教西方科學哲學，將二十世紀整個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寫成一本書《社會科學的理路》，其中包含五個大典範，以此告訴學生，如何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建構自己的理論。
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曾經提出要請兩個洋菩薩來救中國：「德先生」與「賽先生」。其實如果沒有把西方科學哲學真正搞懂，所謂的「德先生」與「賽先生」都只是口號而已，根本沒辦法真正落實。我向學生強調，要建構自己的社會科學，一方面要懂西方文明的精髓，另一方面要懂自己的文化傳統。現在台灣的大學裡，很多中國文化的課程都被廢除掉了，學生也不覺得重要，對中國文化覺得很疏離，這就是學術界的「異化」，只對西方理論有興趣，對中國文化沒興趣，這也是「教改」所要達成的目的。
今年暑假開學之後，台大開始有大陸學生來念學位，我們設立了一個「民盟書院」，利用網站，招收大陸學生，說明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重要性。我原先以為這個題目很冷僻，結果效果還不錯，第一次來了三、四十個人，學生也很熱心討論相關問題。
回到今天的主題，學術界在從事青年教育的時候，如果沒有建構出自己的社會科學，都是在用西方的理論，我覺得很難談什麼民族復興。剛才提到的「異化」，這種例子還多得很，只要是全盤西化，你想做什麼事情，一定會有人扯後腿，像《大江大海1949》這本書的主調就是全盤西化，以西方的價值觀來看兩岸的歷史發展。假設我們下一代，所讀的理論都潛藏著西方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各位可以思考後果是什麼。我希望學術界的朋友一起努力，推動本土化的社會科學。
張亞中：非常榮幸有機會來參加這個深刻的座談會。這兩天是非常重要的時刻，10月10日是中華民國百年國慶，我們作為中國人的一分子，來回顧中華民族如何從挨餓、挨打，到現在在世界上還有一席之地。我從歷史來回顧、反省我們曾經走過的道路，以及如何繼續往前走。
這兩年內我們拍了《百年中國：迷悟之間》紀錄片，作為中華民國國民送給自己國家的百歲生日禮物；也是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為我們在這百年來現代化中所努力、奉獻、犧牲的人所做的紀念。
孫中山要「打不平」不是「打天下」
百年前孫中山為什麼要革命，一言以蔽之，即孫中山不是要「打天下」，而是要「打不平」。民族主義是要用來對付外國人，讓中國變成獨立自主的國家，不再受壓迫；民權主義是要為國人打不平的，希望國人沒有君主、專政，五族共和、平等相待；民生主義是要來打富人、打財富不平的。 今天大家在討論「革命」是成功還是失敗，很多人在為革命做翻案，他們認為當時如果走向君主立憲，中國會更好。我的反省是，很難說革命是成功還是失敗的，這個問題要擺在歷史的長河來看。孫中山為何沒有接受君主立憲，一個原因就是他要打不平，對外而言，他認為滿清的腐朽，為求生存而與帝國主義結盟，包括割讓台灣、簽訂不平等條約、賠款，故孫中山反對滿清。
孫中山也反對軍閥，因為軍閥為本身利益也會和列強勾結。擺在這個脈絡下，孫中山的革命有其歷史意義。從推翻滿清、建立共和來看，我覺得孫中山的革命是成功的。但是孫中山的理想很難實現，他自己也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就是中國的現代化道路還沒有成功。
我歸納孫中山思想為八個字：國強民富、天下為公，這八個字應該擺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來思考。這部紀錄片《迷悟之間》，「迷悟」是佛教用語，不是「是非之間」，也不是「對錯之間」，表示人生很多決策的時候，礙於自己知識不夠、視野不夠，而誤判情勢。因此，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迷」的時間多、「悟」的時間少；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做事希望一蹴可幾、一步登天、馬上改變，這就是「迷」，不是「悟」。但是，「迷」之後會產生「悟」，我們必須在「迷」中「醒悟」。
在中國的現代化中，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學西方船堅砲利，後來發現這只是個「迷」。後來又學西方的維新變法，同樣還是個「迷」。孫中山的革命推翻了滿清，但是中國軍閥割據。到了五四運動，以為只要學「德先生」、「賽先生」，以為「全盤西化」才能救中國，結果還是沒有如願以償。後來認為要走共產黨的道路才能救國家。事後看來，這些只是讓中國陷入更多的紛爭，因為大家都犯了第二個錯誤：過於急躁。中國這一百年來都是在現代化中不斷嘗試的過程。很遺憾，絕大多數時間大家是對抗、視對方為寇仇的。真正大家把中華民族看成一個命運共同體，第一次就是在日本侵略中國，大家不分南北、不分男女共同抗日。抗戰八年之後，又陷入內戰，1949年之後，兩岸隔海分治繼續打。
孫中山為什麼要革命、要推翻滿清、要推翻軍閥，就是因為背後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看到中華民國好不容易北伐成功，進入黃金十年，此時不出手，更待何時。孫中山與共產黨相信蘇聯，之後日本又來了。二次大戰後，一個帝國主義是蘇聯，另一個是美國，這兩個帝國主義讓死傷上千萬的中國人在舊金山和會中缺席了。
直到今天，帝國主義另一個精神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披上資本主義的外衣之後，所向無敵，這也是孫中山要打破的大富人、打破資本家、打破社會不平等。
馬英九展現出來的是「偏安」
我們從中華民族百年的歷史來看，就是在追尋最好的現代化過程。百年中國也給我們另一個啟發，就是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未來在這兩條路上，必須繼續往前走。 我們來回顧國慶的談話。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邏輯上來講，辛亥革命與共產黨沒有關係。由於兩岸的問題，北京這幾年來一直在搶辛亥革命的話語權，包括這次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辛亥革命的紀念，既然台灣不來詮釋，那麼北京就來詮釋。其次，中共想做為辛亥革命的傳承者，取得辛亥革命的正當性，他們的邏輯是，辛亥革命只是表面的成功，真正的成功是到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在大陸實現民族復興，而共產黨的革命是辛亥革命的延續。因此，北京把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搬出來，談國家統一、國強民富。最重要的是，北京談路線的問題，只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以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才是真正的道路。
接著來看馬英九在國慶講些什麼。這幾年來，包括今年的元旦，馬英九所展現出來的是「偏安」。這次國慶講話，馬英九說「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台灣是我們的家園」。在中國文化的語境裡，「國家」是視為一體的，馬英九特別講一個是「國」、一個是「家」，在某種概念上，他開始區隔「國」、「家」了。雖然馬英九沒有回答中國大陸是不是我們的「家」，但是從他國慶文告的語意來看，中國大陸不是他在文告裡要談的「家」。
其次，馬英九說要建立強大的軍隊來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但是，既然我們的主權涵蓋全中國，這裡不會是向美日捍衛主權，而是向中國大陸捍衛我們的主權。他的邏輯就有問題了，一方面主權涵蓋全中國，另一方面又要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馬英九在所有論述不敢說出來的，就是「隱性的獨台」與「隱性的偏安」。相對的，蔡英文已經講得很清楚「中華民國是台灣，台灣是中華民國」，她走得是「顯性的獨台」，擺明了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但是馬英九也向北京呼籲，他們應該走孫中山的自由、民主、均富的道路，也就是「天下為公」。因此，今天兩岸各自繼承了孫中山道路的某一部分，北京繼承了「國強民富」，台灣自認為是「民主、自由、均富」，但是其實大家都沒有做到。
我拍這個紀錄片的最後畫面，請了兩位得道的高僧，一位是代表天主教的單國璽樞機主教，另一位是代表佛教的星雲大師，由他們來為「百年中國：迷悟之間」開悟。這兩位宗教領袖，以非常高的觀點，例如單國璽樞機主教提出用「和平」、「關懷」、「一家人」，星雲大師提到要用「慈悲」、「和平」、「相互對待」，畫面最後帶到「天下為公」。也就是說，中華民族走向下一個百年，我們要的，就是孫中山所昭示的「國強民富、天下為公」，但是「天下為公」才是所有問題的現代化基礎。因為如果「國強民富」跟美國、日本、德國一樣，只會給世界帶來更大的災難。
自19世紀以來，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在崛起，這些國家的崛起都給人類帶來不必要的災難。而中華民族是一個文化古國，中華民族崛起的意義和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不一樣的，中華民族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完整的文明體系。我相信未來中華民族的復興，不是純粹經濟、物質文明的復興，而是文化與文明的復興。在西方的思想裡沒有「天下為公」，西方都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以資本主義為手段，不斷創造自利的利益、剝奪社會的資源，最後取得大善人的姿態，再以施捨的方式捐款出去。
中國的社會，自古以來就有「天下為公」的信念，這是紀念辛亥百年、討論中華民族從挨餓走向另一個階段的時候，不能忘記的民族使命。
兩岸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在兩岸共同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彼此應該欣賞對方的長處，而不是急著消滅對方，兩岸必須互相尊重與關懷，共同來追求孫中山所說的「國強民富、天下為公」。
國家尚未統一 革命確實尚未成功
陳毓鈞：最近這幾年，「正統」不斷被讓出去，連號稱要捍衛中華民國的國民黨政權，今天也走向「獨台」的道路。讓我們感到荒謬的是，馬英九堂堂正正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可是他每次碰到「中國」或「中國人」，他就躲躲閃閃、避之唯恐不及。連中華民國國家元首，面對國家認同的心態，都讓人不可理解。未來讓大陸感到中華民國已「異化」到他們不可接受的時候，問題會非常嚴重。 孫若怡：國父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從民族復興的角度來看，確實革命尚未成功，國家尚未統一。當前不但還有不少的外力阻撓著民族興盛，兩岸若都過分強調國家主權，至少就近程而言則容易形成對中華民族整體發展的一種障礙。
當代「主權」概念的確立實為西方民族國家發展的產物；自1648年威西發利亞和會後，西方以王室為主體的個別國家，因彼此間主權平等的確立，故而奠定了在神聖羅馬帝國的議會中，具有行使獨立法權的基礎。原則上「主權」指的是國家合法行使權力的根據，在實際上則是擁有行使權力的實際能力。在國際法上，「主權」具有絕對、最高、唯一等各項特性；當任何一個國家宣稱對某地或地區、某物或某項資源擁有主權時，也就意味著對該地或物，具有壟斷性、排他性、絕對性與不可分割性。因此，在當今這個仍以主權國家為構成基礎的國際社會中，對「主權」高調宣示的本身，其實已然潛藏了尖銳衝突的可能性。相對於傳統中國的發展，「國」與「家」所代表的是兩種不同範疇的會群體和組織，從來不具有任何政治意識型態的意涵；歷史上「中國」指的是文化的中國，不是政治概念的中國。民國肇建迄今，在西方政治思想為主流的主導與影響下，兩岸中國人對「國家」概念的認知與詮釋，已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了極大的差異。然而，個人認為過分堅持國家「主權」既是不利民族統一，也不符當代國際化與全球化的潮流。擁有「主權」當然是具有正當性的一種宣示，但考慮在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下，區域整合已成為必然發展的態勢，那麼，文化政治包容性的認知與含括，是否該與經濟的發展同步才好。況且，兩岸政府在國家建構的過程裏，對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理想，也各有自己的選擇與實踐上的侷限。例如大陸比較強調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台灣當下則特別強調民主主義；都有各自立場與發展上的因素考量。空間上面對的是各自表述的政治符號與對話瓶頸，而於時間之軸的接續上又與傳統文化斷裂，因此，兩岸在謀求政治對話之外，尤其需要建構一個能承接對話的新的文化語境。個人認為有兩件事情，應該馬上做、當下做、積極做並主動做。
首先，要匯集一股力量，致力於重建無私而全面的近代「中華民族史」或「中華民族史觀」的書寫工作。自文化整體的發展方向著眼，跳脫西方政治框架與術語的束縛，以求民族生存利益與為經、挨打挨餓外力壓迫的危機為緯，在包容地區性、個別性、特殊性、差異性的前提下，對民國以來不同的歷史階段、政權、人物，進行全面、宏觀且細緻的歷史研究，期盼能賦予殊途而同歸者，以客觀公正的歷史地位。同時，在這個過程之中，也藉著對傳統文化的整理，去蕪存菁的確立一套融匯古今、中西，並適合於當前民族發展的文化價值系統。
第二、兩岸政府應該跳脫狹隘的政黨鬥爭的立場，鋪陳並推動完整、公正且宏觀的歷史教育，這一點大陸政府尤其要敞開胸襟、大刀闊斧的勇敢做。另一方面，由於資本市場所帶動的消費意識與科技文明所帶來的便利性，容易誘發人的功利之心人與價值中立的短視，中國既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大國，近百年來的發展又特別的複雜，因此歷史課程的時數尤其要加長，內容敘述則力求多元化、深刻且具完整性，以避免斷章取義的後現代敘述方式。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絕對不否認孫中山在近代中國所具備的高瞻遠矚、大公無私的領導地位，更無可否認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他在就職臨時大總統的時候說，中國不能不收復台灣，否則就無法立足於中國大地。然而，在致力於革命的過程裏，在許多主張侵華日本友人的協助下，他接受很多來自日方的捐款，例如三井財閥就曾對其提供了245萬日圓的巨款，占當時該財閥在中國對外貿易總收入的6.9%。這些或許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作法，但直接間接的造成民國政府成立之後，日本及其他列強對華利益的掠奪，漢冶萍公司煤礦的開發權即是最好的說明。此外，如果對歷史人物做仔細研究，便會發現檯面上一些正面的歷史人物，他們在革命或政治工作的過程中，面對國際勢力的壓力，往往都有不得已的妥協。而這種妥協正說明了一個事實，中國從自強運動、戊戌變法、五四運動、民國到現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裏，家事、國事、天下事都受著外力的影響。因此，幫助年輕一代對我們的歷史人物，有正確的認識並心存敬意與感恩，是人文教育與民族日後不再挨打的起點與根基。
學術界無論是理論、方法、概念、話語、觀點，目前吹的全都是西化風，技術應用領域也就罷了，若人文社會領域也是如此而不加反省，則亡羊補牢就會為時已晚。
陳毓鈞：大陸現在紀念辛亥革命百年，其實是有所進步，但是並沒有完全回到歷史真正的面貌。而中華民國政府紀念建國百年的活動，也是很偏頗的，且相當令人感到遺憾，許多過去建立的史觀，雖然經過政權輪替，但馬政府上台後並沒有恢復，仍是在打「模糊仗」。
我認為孫教授所說的「中華民族史觀」，是可以嘗試去做的，因為為國家工作或由兩岸各自立場的人來寫歷史，不會有真正的面貌。「中華民族史觀」理論的建構，可以由不屬於黨派的歷史學者，或引用外國學者的研究，來建立屬於中華民族的史觀，以中國人為本，來糾正國民黨或共產黨的八股教條。
台灣本來是比大陸進步的，但這幾年來，尤其是「本土化」之後，台灣退步很多，而且愈來愈心虛。雖握有中華民國的國號，卻不敢名正言順。我們也應該在教育文化系統裡，將中華民國說清楚，以及與中國核心價值觀緊密相連，讓下一代理解不是要跟中國對抗或一刀兩斷。同時也保有台灣的本色，目前還沒有兩岸之間在生活、價值、制度的統一條件，必須慢慢來，但是要結合中國核心的思維。我還是很佩服蔣經國所說的「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這一句話解決了很多問題，心胸相當寬闊。
吳榮元：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中，一百年其實是非常短的。但是從中國近代史來看，這一百年又是非常重要的，這一百年裡有挨餓與挨打的問題，最後終於看到民族復興的苗頭，也是在這一百年內，我們有幸看到現在的輝煌成就。
回顧歷史，18世紀後西方列強已進入工業化的歷史發展階段，而滿清中國還停留在農業時代。挨餓挨打淪落到「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次殖民地，都是民族發展落後的結果。一百多年來，整個中國民族都是處於外強侵略的戰亂之中，但也是在戰亂中激發一代代的中華兒女投身救亡圖存的愛國運動，中華民族也在艱苦奮鬥的民族解放運動中，鍛鍊出非常強軔的民族意識。同時，也走出了符合中國國情發展道路的實踐。
百年前辛亥革命誕生了中華民國，1949年中華民國退據台灣，至今繼續政權體制已有60年，加上從辛亥到1949年在大陸的40年，才有所謂的百年。在台灣紀念「中華民國百年」，如果迴避了爆發辛亥革命的時代條件和國情歷史背景，就看不到歷史的全貌，也錯失了回到民族主體，從百年歷史的殷鑑，展望前景的契機。談「中華民國百年」乃至民族復興的課題，兼具歷史啟示和現實意義，這兩者和當前兩岸關係的現實都有利害與共的聯繫。談民族復興，關鍵在於兩岸的民族統一問題。
我有個看法，台灣放在民族共同體的格局下，相對小多了。台灣評論大陸是不是客觀的呢？因為1949年兩岸就分斷了，大陸60年從艱苦的建設過程，找出路來解決挨餓與挨打。以台灣的格局來看大陸，有一點不成比例，在台灣說大陸的是非對錯只看表象，沒有現實的國情觀點，很難客觀。
期待兩岸回歸歷史的連結
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很特殊的，中國大陸能夠走向今天發展的水準，他們不是蠻幹的。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他還是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有基本的理論在指導如何過河，而且是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三十年奠定的基礎之上走向改革開放。 最明顯的優勢條件，就是土地國有，如果沒有土地國有制度的保證，改革開放如何能這麼快速有效的解放土地生產力。我們身為一個中國人，過去無法參加這六十年社會建設與發展，現在兩岸交流了，我們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兄弟──大陸。
兩岸分隔分治自成不同的體制，老實說也只有共同的民族意識，讓兩岸的認同具有現實意義。有一種說法，由於不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就算大陸再怎麼發展，不過就是像美國的夏威夷，總是一個「他者」。這是時代的悲劇造成的歷史遺憾。然而，兩岸關係不是台灣可以片面定位的，大陸也在做定位，如果沒有辦法把歷史與法理關係完全切割，而硬要跟大陸形成分離的狀態，那麼大陸又會如何面對這個問題，這不是台灣可以片面決定的。
大陸的戰略格局不需把台灣當成敵人，對大陸來說，台灣就是共同的家園，如何統一是關鍵問題。大陸的綜合國力，讓它非常有自信，時間可以感動台灣同胞，惠台政策就是誠意地讓兩岸成為共同家園。在這個歷史機遇下，不做正面的解讀、把握機遇，對台灣不是好的發展。
這四年內，兩岸快速的交流，但是台灣認同中國人的民調卻一直下降。我的解讀是長期對抗的成見，面對快速的和解交流，台灣社會心理反而會恐共、焦慮。時間夠長的話，和解交流讓台灣覺得大陸是資產而非負債，一定可以改變台灣同胞對大陸的認識。但是歷史有很多偶然，如果民進黨再度執政，或是美國對民進黨分離運動大力支持，兩岸關係又進入對峙緊張的局面，那就另當別論。
站在辛亥百年歷史的新起點，我們期待兩岸共同撫平歷史的創傷，回歸民族歷史的連結，有了歷史連結的關係，才能從民族的大我來做認同，才會「歡喜甘願」。要讓台灣社會回到民族歷史的主流並自我認同，有兩條路：一條是台灣執政者應該自覺肩負歷史使命感，敢於主導。另一條就是人民自發的運動，形成營造兩岸共同家園的愛國主義啟蒙運動。這兩條路哪一條比較可行呢？這要根據後續的四年來觀察，如果馬英九總統再繼續執政，兩岸再擴大交流，有很好的兩岸連結基礎，就會有比較有利的條件。
在台灣民間統派長年很「鬱積」，談民族統一，很難打開市場，因此我就鼓勵同仁：我們做的是政治慈善工程。今天台灣的出路，已經證明必須與大陸緊密的關聯，才能看到台灣的前景。所以我們今天從事的兩岸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的政治工程，可以定義為真正愛台灣的「政治慈善工程」或「政治公益」，也就是盡心盡力、盡一分責任感。
陳毓鈞：中華民國現在面臨危機，不會因為馬政府是國民黨，每天高喊捍衛中華民國的口號，或是拿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就可以解決。必須伸展地去看中華民國的本質是什麼，中華民國所依據的法律是什麼，中華民國一百年來所經歷的事實是什麼，這些問題都必須弄清楚，才能說要繼續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
大陸愈來愈能理解辛亥革命
我這幾年到大陸，發現大陸對待辛亥革命的態度是愈來愈合理，也愈來愈能理解；而大陸對1949年以前中華民國政府時代的歷史事件，評價上也愈來愈客觀，當然不可能一下就完全符合他們的意識型態，但是歷史面貌都愈來愈清楚。在此狀況下，如同吳榮元先生所強調的，你到底是不是中國人？以我在大陸的交往來看，這一點對他們還是很重要的。等到大陸不能再容忍台灣當局用「異化論」的取向去說明中華民國，那麼兩岸的問題會變得很大，並不會因為兩岸目前經濟、交流表面形勢和平穩定發展，就不潛在著任何危險的因素。 剛才吳榮元先生強調，中華民國的成立是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反霸權主義，今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對外政策的作為，若是要跟美日結合、組成同盟來「遏制中國崛起」（國防部副部長楊念祖語），這會讓大陸怎麼看？台灣到現在還是跟美國、日本右派的力量結合來牽制中國崛起，那麼兩岸和平發展的意義又在哪裡呢？
我要從大陸回來以前，馬英九發表談話，他說：「在我任內，三年買的武器比李登輝、陳水扁加起來還要多」，這個談話經香港鳳凰台轉播到大陸，大陸情緒反彈很大。馬英九先生其實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表達對台灣國防的講話，不必要講前面的那句話。為政者有時候不能多言，也不能失言，要看情況而講話。台灣的安全對大陸也很重要，大陸也想跟台灣結束敵對狀態，並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今年大陸國防部的白皮書也首次表態了。這當然不是一蹴可幾的，但是領導人何必去講刺激大陸的話呢？兩岸的關係很複雜、很敏感，應該要好好的呵護。
最後一點，我必須強調，只要站穩中華民國真正的「國魂」，以中國的歷史為核心思維，兩岸就不會出現大問題。
孫若怡：剛才陳老師說要站穩中華民國的國魂，我認為應該也要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馬先生的講話，可能也有要講給美國聽的用意，這正表現了一個事實，從1949年以後台灣基本上是在冷戰的大氣候下，長期下來，在台灣的國民教育裡面已經培養了有意識、無意識或潛意識「恐共」的觀念。
如同吳榮元先生剛才所講，這四年內認知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反而是下降了。也很多人說，他們反對「中國人」，到大陸去只是為了賺錢。這種觀念，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仁義」是不合的。這個問題牽涉到文化價值，「以和為貴」與「天下為公」都是比較集體的思想，西方從過去到現在基本上是個人主義思想的基礎，再配合資本主義的發展。台灣的政界或學界，很多時候發話都是為了自己「立場」的需要，並沒有從中華民族發展的角度來講話。我剛才提出的中華民族史觀，應該是以中華民國國魂為基礎的核心價值。
建立「中華民族史觀」
剛才吳榮元先生提到「他者」，我在大學教書感受很深。孩子根本沒有「中國人」的觀念，但是他們並不是有意識的，也沒有懷著深刻敵視。過去大學裡還有中國近代史的必修課程，現在除了少數的學校有所堅持之外，大概所有學校都不是必修課了，中國近代史成為通識教育。通識教育較為偏頗的是，學生喜歡大眾文化，現在很少有老師願意以講述的方式來吸引學生，往往都改用影像的方式。無論是講述或影像，難免都會有「擇取」，不太可能全面。而且現在教育部給我們的都是「學期課」，很少是「學年課」，所以我們沒有辦法以較長的時間來教育下一代。孩子一進大學很快就擁有投票權了，短期來看，我個人是滿憂心的。 大陸最近幾年發展非常快，在經濟與國力方面都達到了無可置疑的水準，至少自衛沒有問題。但是大陸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還有待加強，文化歷史的教育不是按部就班的死板教學，應該是相當生活化的。
相對於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為自己利益而出兵攻打別人的國家，甚至是消滅別人的國家、將別人的總統關起來的作為，中國人過去幾千年沒有、近百年來也沒有這樣做過。一位台商跟我說過，共產黨從來沒有統治、強壓過我們，為什麼我們要反對共產黨，而去喜歡美國與日本呢？這是教育的問題，我們當然希望馬先生能順利當選，但更希望兩岸都能在傳統文化的教育上，劍及屨及，不只是學校學分的加重，更重要的是利用大眾文化的力量，而非浮面的引進西方的文化，應該將我們原先很有內涵的文化加以大眾化，讓年輕下一代在生活中能實際接觸有深度的知識與價值。〔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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