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起用賴幸媛出掌陸委會，的確是給近日來兩岸關係中出現的樂觀良好氣氛投下了一顆震撼彈。北京的學者對賴幸媛並不陌生，她曾任陳水扁的國安會諮委，接觸過她的大陸人士皆認為她對中國有敵意，有強烈的台獨傾向。所以，以這樣的人掌陸委會又管海基會，北京當然會有疑慮，甚至影響到兩岸原來可以樂觀預期的雙方關係之進展。
北京早已注意到馬當選後第一個請益的人係李登輝，而且談了三個小時，已關注馬英九的兩岸政策會不會受李的影響。因為李迄今仍被北京視為台獨份子。蕭萬長、陳添枝、鄭瑞城都是與李關係密切的人物，如今李登輝信徒賴幸媛又掌重要位置，北京表面不動聲色，私下卻怒氣難消。
這兩年來，馬英九在兩岸議題上的發言反覆不定，前後矛盾，早令北京關注並有系統地對他做深入剖析探討。馬投入大選，基於「主力反扁」，北京對馬亦不願多說。馬當選後，北京也是保持低調的聽言觀行。沒想到博鰲論壇才剛開始吹起的春風，忽然之間要變成秋風。大陸有一派學者認為馬堅持用本省人掌大陸事務（江丙坤、賴幸媛）和國防事務（陳肇敏），來自於他受所謂「外省原罪」的影響不小。
外省原罪太沉重 馬上仍受制於此
所謂「外省原罪論」出現於李登輝時代。當時李登輝接替大位，中央全力仍握在外省集團之中，李為突破現況，便以拉一派、打一派分化外省勢力。另外，運用本土觀點，拉本省力量以包圍外省勢力，例如製造「外省人欺負本省人總統」輿論等等。李推民主化，又藉機把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往外省人身上推，然後在和大陸進行國際爭鬥時渲染中共打壓。李進行本土化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要鞏固本省勢力的政治權力，讓外省人為其所用。但是搞本土化總要有個既有效又有殺傷力的工具，於是「外省原罪」的觀念就逐步地浮上檯面。
事實上，「原罪」觀念是來自於基督教神權論。為了推廣基督教，耶穌及其門徒就宣傳人一生下來就帶有原罪，而這種罪惡如要消除就必須信仰基督教，才能獲得上帝的救贖，而於死後上天堂。歐洲在現代化之前是政教不分的時代，甚至到當代，宗教也常常是從事政治鬥爭的工具。基督教的李登輝當知如何運用原罪論來鞏固他所創造的本土政權。
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在本土化大浪潮之下，冷戰時代的政治受難案件就不斷被重新檢驗。由於有政治力的操作，於是形成國民黨「外來政權 = 外省人政權 = 中國人政權」的邏輯，然後經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的發酵，就變成中國人欺負台灣人，而再對照台灣歷史，就成為外省人欺壓台灣人的歷史影像。外省人在台灣人口中占少數，這種論述對外省第二代造成心理上的極大壓力，特別是出自外省權貴家庭的子弟，不知不覺之中就受到原罪觀念的影響。
特別是民進黨執政後，確立「中國／台灣」二分法，提出「愛台」和「賣台」論，使國民黨過去所建立的兩岸史觀、民族意識及國家觀念，受到前所未有的侵蝕，讓外省人原有的自信不見了。
馬英九在台北市長任內，特別關注二二八受難家屬就是上述的心理反應。關心反省是必要，但馬的言行卻常常過度討好，失去理性公正思維，顯示了馬對台灣史和國共鬥爭史的膚淺，對二二八事件真相也是一知半解。
正確史觀不復見 藍綠都要負責
二二八發生時，中央政府和絕大多數外省人尚未來台，而性質是統治腐敗造成民亂，又有政治力介入，例如前台籍皇軍人士和共產黨起義軍，而後政府派軍壓陣。悲劇的是二二八中，外省人被虐殺也不在少數。所以說，外省人要背負甚麼罪惡？那是政府的責任以及國民黨高層應負的過當行為，干外省人何事？
再說白色恐怖時期（一九五O至一九六O年），是冷戰時期美蘇對抗下，全球許多地方都發生的悲劇，不是台灣獨有。在台灣被迫害虐殺的人，外省人不比本省人少，他們都是具左翼思想的社會菁英，其對台灣造成傷害的程度要比二二八嚴重。但今天卻祇見到有二二八紀念館或公園，甚至國定假日，然而為什麼沒有白色恐怖受難者立碑？難道是因有中國共產黨因素，就不敢面對歷史真相？
馬英九從台北市長到任國民黨主席時，最讓人不解的是，在本土化論述和台獨思想衝擊下，他不能夠理直氣壯的替國民政績辯護。國民黨治理台灣在政治上、人權上確有過失錯誤，但蔣氏父子在經濟上、文教上、軍事上、外交上的成就卻不容否認，整體而言是功大於過。
試問，若沒有蔣介石，台灣早就被中共解放，台灣也無法在國際上和北京周旋。有功要自我肯定，有過要反省檢討，但國民黨卻一路挨打。蔣介石來台後就宣布要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並建成舉世矚目的反共復興基地，這難道不是愛台灣的好證明？
【2008/5/8 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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